上述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的理想主义的“思维定式”、安那其主义的“行为定式”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妖刀定式”扭曲了法国人对福利制度本质及其改革之间关系的认识，扭曲了在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对民众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扭曲了对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对此，托克维尔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追求是平等，但法国中央集权的传统也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诉求是自由，但大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则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极端鄙视和抵触；法国大革命的理念是对第三等级即个人自我主义的崇尚，但半个世纪以来的结果却是对福利国家表现出的极大迷恋和依赖，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法国政府试图对福利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对当今法国人思维定式、行为定式和妖刀定式的一个挑战和破坏。

    所以，冲突就必然会发生，而所有这些观念上和定式上的冲突，几乎都反映在法国当今碎片化福利制度的路径依赖及其制度选择之中。

    2.法国福利制度性质的判断：俾斯麦模式与贝弗里奇模式的博弈

法国大革命不仅对法国民族性具有一定影响，而且对法国福利思想和理念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如前述，法国福利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当代福利制度的很多雏形就是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直接产物的承继，例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3年诞生了《人权宣言》，正是在这个期间诞生了针对公务员等群体的一些福利制度。在法国，有一本流传和启蒙了几代法国人的社会保障教科书，那就是著名社会保障法学家、巴黎第二大学名誉教授让－雅克��迪贝卢（Jean-Jacques Dupeyroux）的名著《社会保障法》，这本书至今大概已经出了近20版，在其第13版描述社保制度的起源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时说：“随着1979年大革命的爆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个崭新的概念就是救助”。

    确实，法国大革命不仅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法国资本主义模式产了重大影响，而且使法国产生了有别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福利思想、福利理念和福利制度，可以说，这种影响是深远、深刻和令人深思的。如何归纳和抽象法国福利思想及其理念？我觉得至少应该提提这样三个特征：第一，在世俗化和敌对化的大革命精神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对旧社会的“摧毁”从相互之间发挥作用开始向一致对上即共同直面国家转变；第二，这种转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传统，开始逐渐让位于个人向国家的“救助”诉求，随着历史的推移，几乎每个社会成员基本都确立了一个“救助权”，而“救助权”的诉求与传统的观念大相径庭，因为在此之前，救助多少被视为某种“债务权”；第三，这个“救助权”在观念上的逐步确认导致在制度上的逐步确立，几百年下来，最终被扩展到“工作权”，并常常高于“工作权”，且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工作权”。

    巴黎第一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法国社会事务督察长(IGAS, Inspection Générale des Affaires Sociales)米歇尔��拉罗克（Michelle Laroque）在为《社会保障财务历史研究》(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撰写的导论中对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作用是这样评价的：“在19世纪前夜（指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0年），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险的格式和方式就已显现，并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它们既始终依赖着公共干预，但又没有超出集体私有或个人私有的格式和方式的大框架。”拉罗克的这个评价是非常经典、精辟和准确的：“依赖着公共干预”中的“依赖”，他使用的是reposer这个词，是“休息”之意，但与rester相比，前者比后者更有“主动”之意；而formules（我这里只能译作“格式和方式”）实际就是今天法国人使用的“制度”（régime）一词。

     于是，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就浮出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失去了几次整合其碎片化制度的机会，令人十分惋惜，那么，为什么战后在其他很多国家（例如英国和北欧）都能成功地转型而唯独法国没能成功？战后以来法国福利制度的嬗变趋势是朝着俾式方向还是朝贝式方向发展？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里需要再次描述和回顾一下俾斯麦模式和贝弗里奇模式之间的特征和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