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如同法国国铁公司，在“特殊制度”的庇护下，他们多少都有一些特权福利，一般都享有一个铁饭碗；如同国铁机车司机，他们的福利制度建立于蒸汽机时代，但在现代的电子时代仍然适用；工作条件虽已时过境迁，但福祉心境却依然故我。蒸汽机时代与电子时代，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待遇。这种落差就是法国特殊的社保制度与特别的改革路径之间的落差，也是两个法国之间的差异性。

    说到底，法国的问题在欧洲比较普遍，因为欧洲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雏形起源于几百年前的行业互助会，战后现代社保制度改革中，这些成百上千个“碎片式”的社保制度就构成了这些国家社保体系的元素，像“贴补丁”一样，隔几年一个补丁，十几年加上一个碎片，制度不统一，待遇不一致，待遇高的不愿意降下来，不降下来国家负担太沉重，要降下来就面对这个群体的激烈反对，其他“小制度”的群体有兔死狐悲的效应，立即跟进，支持这个“被改革”的小制度，意在捍卫未来自己的利益。一句话，碎片化社保制度是导致法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经常出现动荡的一个制度根源。在这方面，美国在1935年社保立法时就注意到了要防止碎片化倾向，制定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制度，一个缴费水平，一个待遇比例，无论什么部门（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无论什么职业性质（雇员还是自雇者），他们在一个水平和起跑线上，要改革可以全国一盘棋，一个步调和一个政策，不存在群体和部门利益。所以，你可以发现，在美国几乎没有因为社保制度改革导致全国性甚至地方行的群体事件和街头事件的记录。这就是“大一统”制度的好处，相比之下，“碎片化”制度就显得问题多多了。

    4.两个福利模式的优劣：激励机制与“养懒汉”文化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将福利制度分成很多种模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给我们很多启发。但仅从组织形式上讲（不是从融资方式和待遇方式等其他角度分析），世界各国福利制度模式可以简化为只有欧美两个模式。欧洲模式的缺点是碎片式的，福利水平高一些，但问题也多一些，激励不足，惰性有余，企业负担大，国家的负担也大，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也较大；美国社保制度正相反，待遇水平低一些，甚至没有全民医疗保障，但第二支柱的医保效率较高，总体医疗支出水平占GDP比例并不比欧洲低很多，甚至并驾齐驱，养老保险也是一样，水平低一些，但第二支柱即与职业相联系补充保险的补偿作用占比很大，所以，总体的实际福利并不太低，只不过人们必须要努力工作，从工作当中获取。这种获取福利的方式并不是“welfare”(社会福利导向)，而是“workfare”(工作福利导向)，企业负担不大，个人福利不小，激励机制比较完善。

    有一个90年代的数据可以说明：假定美国劳动供给（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均工时）是100的话，法国只有68。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法国人不得不在有效的工时当中提高效率，以提高单位产出来养活庞大的失业大军，因为法国的失业率高出美国的一倍多，常保持在两位数，反过来，失业人口就业机会大大少于美国，就业很难，高失业率就成为一个常态，并且，失业金水平逐年提高，这样，就业人口就更需提高产出水平，以分给失业人口一杯羹。数据显示，假定美国的产出是100的话，法国是110。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均衡，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任何社保制度，多少对就业市场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选择社保模式，等于是在选择就业市场的模式。

激励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战后以来，社保制度存在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养懒汉的潜在倾向，这是许多发达国家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国吃“低保”（RMI）的人数逐年增加，2005年高达123万，比2004年增加了3.5%，其中巴黎增加了11%，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创下历史新高，并且，近三分之一的人登记时间已超过5年，大约一半人数登记时间将近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