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知的一个事实是，法国大革命的遗风和遗产是丰厚的、深刻的。从某个角度讲，法国大革命很可能是解释法国社保制度的一把钥匙。追溯起来，法国大革命对其民族性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深刻影响，进而对法国福利制度的选择具有相当的作用。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同角度的解构。

    首先，法国大革命点燃和煽动起法国人的理想主义狂热。阿克顿在其《法国大革命讲稿》和《自由的历史》曾说，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法国人的浪漫主义狂热和理想主义情怀。毫无疑问，多少年来，“神圣革命”的理想与“理想之光”的普照，使大革命的浪漫主义逐渐演变成理想主义，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改造一切、摧毁一切已成一个“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使法国人与其邻居德国形成反差，在当代社会经济改革与反改革的国家/社会博弈之中显得日益僵化对立并毫不妥协，“先罢工后谈判”的法国模式不完全与之无关系，其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例如，“平等”本来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项政治原则和终极目的，是法国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虽然法国人在追求平等时充满着激情和热烈，但却没有意识到绝对平等不完全等同于平等，追求绝对平等反倒有可能为法国人带来一种人为的不平等，浪漫的情怀和空想的狂热却往往适得其反。果然，极富讽刺的是，1789年大革命追求平等的政治原则在1945-46年福利制度改革中被法国人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雇主和雇员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建立一个平等统一的福利制度，最终法国确立的福利制度不得不是一个多种等级和特权存在的制度架构。写到这里，我想起偶然读到的一个关于德国精神的短文：一群大学生在德国街头做试验，他们把“男”“女”二字分别贴在路边两个并排的电话亭门上，结果发现，来打电话的男士都走进了“男”电话亭，女士则都进了“女”电话亭。一会儿，“男”电话亭爆满，德国的先生们宁可在门外排队也不去光顾正空着的“女”电话亭，而正在这时，一位先生匆匆走来，当他看到“男”电话亭爆满时，便毫不犹豫地进了“女”电话亭。大学生们上前一问，原来他是一个法国人。虽然德国和法国都是欧洲大陆具有合作主义（corporatism）历史传统的国家，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德国精神中的平等之思想、自觉之意识、纪律之遵守等民族性，创造出了社会市场体制即莱茵模式，从企业雇主与雇员间的“共同决策”机制，到国家层面的三方合作机制（tripartism），在解决资方与劳方关系中、社会与国家关系中，他们强调的是先谈判，只有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再发动社会运动。很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德国式的集体协商途径，在相当程度上规避了他们的先贤俾斯麦首创的碎片化福利制度模式的缺陷。相比之下，法国精神中的革命传统和自我主义创造出了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甚或国家层面的劳资关系，怀疑和不信任成为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于是，前文所述的“罢工永远在先，谈判始终在后”便成为一种文化和方式。

    其次，法国大革命为后来一切社会运动栽下了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之意）传统的祸根。克鲁泡特金在其《法国大革命史》中曾倍感欣慰地说，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安那其主义。在我看来，从大革命至今，安那其主义已逐渐演变成社会运动中的一个“行为定式”，这个“行为定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国社会行动的根源之一，对法国战后最终选择和保留传统的自治互助式福利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前夕，国王不得不同意召开停止了180年的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第三等级（除教士、贵族以外的所有其他公民）随即就取得了主导地位，王室不久便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而第三等级如脱缰野马开始进行激进广泛的革命，大革命由此爆发，第三等级宣布：第三等级代表“公意”，第三等级就是一切！法国大革命这种具有强烈原始安那其主义色彩的第三等级自由联合体的主张，本质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建立一个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结合、互助自治、消除经济和社会上的任何独裁统治的社会。法国大革命至今，在几乎所有社会运动中都可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乌合之众，他们参与其中，浑水摸鱼，乘火打劫，宣泄仇恨，伺机破坏，打砸抢烧，暴力不断，最后形成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使街头政治和社会骚乱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正是从这个安那其主义的“行为定式”出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法国当局曾信誓旦旦要效法英国，整合碎片化的行业自治性质的福利制度，但是，最终却失败了。众所周知，俾斯麦模式福利制度是现代制度的鼻祖，是法国和英国的碎片化福利制度的发源地，但战后则开始分道扬镳：英国通过贝弗里奇改革比较成功地摒弃了旧式碎片化制度，创建了大一统的贝弗里奇模式，这个模式影响了战后整个欧洲；法国的情况正相反，他不但没有除旧立新，反而变本加厉，以立法的形式强化了碎片化的旧制度；如果说英国的贝弗里奇模式在北欧国家开花结果，那么，德国的俾斯麦模式在法国不但得以完全保留，而且得以发扬光大；德国作为俾斯麦模式的发源地，虽然改革步伐很小，但却至少没有像法国那样将俾斯麦制度发挥到了令德国人都咋舌的一种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