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佳：是的，从火箭本身来讲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主要的改进，是从可靠性方面考虑的。比如说马斯克的猎鹰9，最早开始的设想是做一个货运的火箭，这么多年以来，通过实际的发射成功证明了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火箭以后，NASA可以接受它成为载人的火箭。只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约束，比如说人类在火箭上承受的过载比较有限，如果载人，环境不能太恶劣，这需要有一些特殊考虑的，其他方面的差别不是很大。

李超：说起猎鹰9号，如果回到十几二十年前，Space X那时还没有兴起，我们如果在那个阶段去作一个比较的话，中国航天可以抢占什么样的先机？

卓佳：可能还是挺难的。现在中国航天或者从商业航天的角度来说，中国航天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商业火箭的概念现在受到美国一个法案的约束，美国零件的卫星是不能找中国打的，现在整个商业航天的市场还是比较小的。即使20年以前，可能也会受限于这个市场的约束，发展也不会特别快，为什么这些年商业航天能发展起来，也是因为我国国力增强，内需在提高，有非常多的卫星组网的计划，也有很多民营的卫星公司，来自客户的蓬勃需求让大家觉得做商业航天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这种环境促进了它的发展。如果特别早的话，也不一定能支持到今天这个状态，可能做这个事时机太早不行，太晚也不行，需要一个合适的时间。

李超：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中国和国际差多少年，如果再倒回十几二十年，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赵洋：讲优势就是讲比较优势，大前提是历史不能假设，以下仅供参考。比较优势还是我们有举国体制的优势，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很多的劳动成本是相对较低的，这个不仅体现在我们的纺织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较低，航天业各方面的成本也是低的。人、地、设备等等，这些成本都比较低。

上世纪90年代末，咱们在商业发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长征2号的改进型，长征3号、4号的改进型都进行过国外的商业发射，但是Space X一出来，特别是可回收成本降下来了，以至于国外商业航天观察家惊呼比长征火箭还要低，这是个鲶鱼效应。它的成本降低不是人力、资源密集型的成本降低，而是一个技术主导的成本降低。不仅是中国、俄罗斯这种传统航天强国，甚至美国、欧空局也都没有预料到有这样一条鲶鱼。刚才卓佳老师也说到了，火箭的可回收技术，大家都在研究，都在做技术储备，但是为什么不敢拿出来大规模用，这是因为航天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风险要可控，当作为一个国家行为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些。

我曾看过钱学森先生写过的一篇论文，在60年代他就提到可回收火箭，60年代中国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到了70年代才发射。但是他当时就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事情了，并认为这是未来的一条必经之路。

刚才卓佳老师提到，80年代，国家在论证载人航天是走航天飞机的技术路线还是载人飞船的技术路线的时候，钱学森先生也是一锤定音。尽管航天飞机都是钱老在40年代末在美国的时候已经研究过的，但是为什么他当时没有，也是考虑到可靠性的问题。他认为，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美国航天飞机经过几年的运行，出现了可靠性不那么高，成本极具膨胀的弊端。以苏联联盟号为代表的飞船，虽然是一次性的，但可靠性非常高，大量的发射。以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力，还是先选择飞船路径。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径有很多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发展航天工业时，并不能像一个企业那样船小好调头，因此技术路径选择要慎之又慎，这些历史的发展也都是合情合理的。

李超：今天从头到尾，两位都提到Space X打破常规和创新的能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相信这和一家企业最高的领导人的品性和脾气秉性也有一些关系。在不同人眼里都有不同的马斯克，二位是如何看待马斯克这个人的？在二位眼里他是什么样的企业领导？他这种企业领导的气质在我们中国商业航天里面是普遍的特质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卓佳：国内有类似的人才，敢想敢干。国内商业航天公司也有很多，有很多领导确实也是这种风格。但国内的风格也很多，有一些是比较平稳发展的，有一些就会比较激进，各种风格都有。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资源和环境，毕竟在美国技术基础比国内强大非常多，他有各方面的资源，包括财力资源去支撑这样的事业。不是说有这个人才就一定能把这个事做成，还是要结合环境来看，不同的人才选择不同的路线，手里有多少粮，走不同的路。

李超：赵博在关注历史的过程中，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马斯克这种人是什么样的定位？